天宇优配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西迁首驻罗定育才救国共谋前行——罗定抗战印记（四）

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历史的记忆永不褪色。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天宇优配，罗定市委宣传部、罗定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罗定抗战印记”专题系列报道，回溯罗定抗战往事，汲取奋进力量，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奋力书写现代化美丽罗定建设新篇章。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被视为“抗日大本营”的中山大学，笼罩在战火的威胁之下，日常教研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伴随着战局的推进，日军进攻之势愈发激烈，羊城屡遭日机轰炸，虎门要塞岌岌，中大师生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日夜忧心。他们不愿让学术脉搏停息，也不愿让这片教育的净土蒙尘。山河破碎之际，为保住学术精华与教育传承，校方最终作出艰难决定：迁往他处，远离战火。中山大学长达七年的迁徙办学历史，便从广东省罗定市正式开始。

中山大学长达七年的迁徙办学历史，便从广东省罗定市正式开始。抵达罗定后分布在泷江两岸办学。

准备迁校：动荡中寻找希望

罗定，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西江走廊，自古有“抚绥重地，门庭巨防”之誉，其境内有河流直通西江，交通便利。1937年12月天宇优配，中山大学派出版部主任张掖前往罗定勘察，探讨迁校可能性。翌年1月，教务长邓植仪又再次前往罗定实地调研。考察结果令人欣慰：罗定县内的物资补给、治安情况以及迁往罗定的交通路线和搬迁后的办学场所等方面都基本符合中大需求。更为难得的是，当地军政要员与中大关系密切。驻守罗定的西江挺进纵队司令部、驻县地方财务委员会司令谭启秀据说是中大校长邹鲁的义子，曾经担任谭启秀秘书的谭明昭又曾在中山大学学习和教书。

邹鲁（1885—1954）

张掖（1895—1974）

邓植仪（1888—1957）

多种因素结合之下，1938年1月17日，中山大学正式下达命令：除医学院外，全校教职工、研究生院以及文理工农法各学院，依次迁往罗定，定于2月9日开始动身。然而，此命令最终被教育部电令驳回，迁校计划被迫暂停。教育部不同意中大迁校，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中山大学为孙中山先生手创，地位卓然，不可轻动，一旦中大迁移，华南军心、民心恐受影响；二是日军彼时尚未攻破虎门，国民党高层误判广州形势安全，故未批准迁校。

虽然此次迁移计划无果，中大师生只得继续在广州坚持，但迁校前的多次调研，已为未来的迁移奠定基础。

1937年12月，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张掖考察罗定后的报告（1）

1937年12月，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张掖考察罗定后的报告（2）

仓促上路：一路上惊险求生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从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仓促迁往罗定。迁校的命令下达后，中大师生匆忙打包图书、仪器、教学设备，雇船运送物资。19日，教职员工和学生先行迁往罗定，部分职员留下继续装运。20日，广州市军政机关已经全部撤出，而中大物资尚未装船完毕。21日早上，日机开始轰炸广州，中大职员被迫立即撤离。然而，等到中大职员抵达白鹅潭时，发现先前雇佣的轮船不见踪影，所雇佣的7艘民船也只剩下了5艘。依靠这5艘民船，中大人在珠江上艰难地摇橹而行，踏上了西迁的惊险之旅。中大船只在航行时不仅面临缺乏拖运轮船的困境，还多次遭遇日机狂轰滥炸的险境。

古码头大埗头，当年船只上岸点之一

凭借顽强的毅力以及各方的援助，中大员工最终于11月1日将物资成功运抵罗定。因迁校仓促，中山大学在此次搬迁中损失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中大直接损失不下130余万元，而中山大学1936年的财政预算也只有190万元。

在罗办学：教育与救亡同行

抵达罗定后，中大即将各院系分散于各地，形成新的教学格局。同时，也积极与当地民众互动交流，宣传抗日思想。1938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泷水中学操场举办联谊会，表演节目26种，其中抗日剧表演尤其激动人心，吸引1500余民众参与。尽管当时风雨交加，观众仍热情不减，坚守至深夜，抗战情绪高涨。数日后，中大图书馆特别向罗定民众开放，吸引1110多人参观。中山大学在与当地民众的互动交流中，也将抗日精神深入罗定民众心中。

民国时期罗定文塔照片

民国时期罗定学宫照片

然而，迁至罗定后，罗定物资不足的现实情况不容忽视。战前罗定人口为30万人，战后罗定人口高达50多万，因人口激增导致的物资紧缺情况正变得日益严重——县内电报设备不足、粮食稀缺，罗定县政府甚至要求每户居民每天至少吃一顿杂粮。此外，中山大学要在罗定继续办学，还面临着校舍紧张，以及因靠近处于日军不断威胁下的南海而带来的安全隐患。面对如此环境，11月下旬，中山大学被迫计划西迁广西龙州，但尚未成行又奉教育部命令改迁云南澄江。自此拉开了中山大学在澄江办学的序幕。

在罗影响：播撒红色的种子

在抗战烽火中，中山大学以罗定为第一站展开迁徙之旅。虽然停留时间短，但却为这片土地再次带来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山大学的红色师生，作为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的先锋，他们重建党组织，重新凝聚抗战力量，推动了广东南路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

1928年，罗定“四·一四”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罗定县委主要领导人员或被捕杀害，或被迫离罗，当地党组织的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同年5月下旬，上级党组织要求罗定县委重新恢复工作，但是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在罗定的党员及县委委员先后被迫潜离，罗定的党组织活动就此停滞，革命转入低潮。然而，十年后，抗战的紧迫形势和中大师生的到来让党组织的力量再次凝聚。

1938年10月，中共西南特委成立，下辖西江以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粤西南和粤中地区的党组织，中大校友罗范群受命担任特委书记。同年11月，罗范群亲自前往罗定，将迁至罗定的中山大学花县实验区和大沥实验区的十多位中共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共罗定县中心支部。中大学生黄焕秋、俞福亲分别担任支部的宣传委员和青妇委员。中大学生成为罗定县中心支部的重要组成力量。

黄焕秋（1916—2010）

谭朗昭（1913—1988）

中共罗定县中心支部成立后，以党的抗日政策为指导，开始筹建抗日救亡团体。12月初，到达罗定的近400名中大师生，在县城中山酒店开会，筹建中山大学三罗（指罗定、云浮、郁南）同学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黄焕秋、俞福亲、肖隽英、董爽秋、何思敬、谭朗昭等人纷纷到会。会议选举黄焕秋、俞福亲、谭朗昭、陈本昌、焦寿卿为中大三罗同学会负责人。三罗同学会实际成为中共罗定支部的外围组织。

三罗同学会成立后不久，中大党员师生联合当地群众，建立了抗日救亡团体“罗定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青抗会”通过文艺演出、义卖、募捐、文化教育、建立流动识字班和夜校等方式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并在罗定及周边各镇组建“青抗会”分会。至1939年9月，青抗会会员已达1300多人，抗战声势如火如荼。

《三罗日报》

1938年12月，《三罗日报》创刊，由谭朗昭担任主编，黄焕秋、俞福亲、杨昌龄负责审稿，请抗日名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题书报头。《三罗日报》借助十九路军西江办事处的电台获取最新消息，转发《新华日报》《解放》等报刊内容，以最新的抗战形势和进步思想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这份报纸覆盖了三罗及西江周边地区，日发行量超过千份，成为西江和南江流域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中共西南特委对《三罗日报》也十分重视，指示其开辟《大众》副刊，并由西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梁威林将所载文章编辑成《大众》一书出版发行。中共西南特委书记刘田夫（署名刘铁夫）撰写的《与严重的时局搏斗》也被编入出版。《三罗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成为抗日救亡宣传和传播进步思想的喉舌，发出南粤抗日救亡的强音。

罗定作为中山大学抗战期间迁徙办学的首站，记录了中大烽火办学，播撒红色的开始。中山大学虽然在罗定停留时间短暂，却激起了南粤抗日救亡的洪流，推动了中共党组织在当地的重建和长期发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罗定城乡到处传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激昂的歌曲。中山大学的红色足迹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为广东南路抗战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成为百年中大红色历史中的璀璨篇章。

迁校拾遗

迁罗路上，一路险象环生

1938年10月21日，中大船只在珠江上航行时，多次遭到日机轰炸，情形极为危险。先是船只启航不久，日军就对船只扫射，幸而押运员工藏在舱底，没有伤损。行驶一昼夜后，船只抵达陈村，再次遭到日机密集轰炸，船员纷纷跳水躲避，因而再免。等到中大职员分乘小艇前往觅雇拖轮时，又遭日军空袭，舟覆人溺，几致不测。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中大职员先是遇到海军协助得以雇募富安火轮，将民船拖运至紫泥；又遇轮船“有生号”，劝说其帮忙拖至勒流。因此后河道湍急，“有生号”无法拖带多艘民船，中大只能兵分两路，少数职员乘坐“有生号”前往江门租借轮船，大部分职员则留守民船。留守职员于23日晚上雇募“大华号”轮船拖往西江，27日凌晨1点到达罗定境内南江口；前往江门的职员则依靠中大校友吴伯端帮助觅得拖轮，于26日早上抵达肇庆，27日凌晨3点到达南江口，与大部队会合。此后中大又雇佣小船，将图书和设备运往各院系所在地，最终于11月1日完成此项搬迁任务。

邹鲁校长曾经在云龙书院办公

抵达罗定，四处分散办学

中山大学迁往罗定后，由于师生较多，只能在罗定境内及周边地区分散办公教学。其中校本部办事处设在罗定城北的关岳庙（即牖明小学地址）；农、法、医三学院安置在罗定县城；文、师两学院及研究院均设罗定县属之罗镜镇（距罗定县城约四十公里）；理、工两学院安置在郁南县属之大湾镇（距罗定县城九公里）；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设在彼时郁南县属的塔溪乡（与罗定县城隔河对峙）。